一辆从福建诏安开到浙江汾水关的核载32人的大型客车，经过了650公里高速路，过路费竟高达1024元！平均每公里收费约为1.58元。司机金仁杰叫苦连天。而据记者了解，目前全国的高速公路收费从0.3元至0.7元一公里不等。

　　2011年3月8日，关于黄细花批公路收费太多的报道出街后，不少长途经验、经历丰富的司机向记者反映情况，“站点多”、“收费高”是大家聚焦的热点，有时这二者分开存在：站点少，单个收费高；有时二者叠加：单个站点收费低，但累积起来就很高。

　　点对点收费千余元

　　从福建诏安到浙江汾水关，一趟650公里的长途驾驶，在金仁杰10年的长途客运执业经验里应该算“短程”。然而，这段路却是他印象中迄今最“破费”的一段。

　　“出了诏安，到了汾水关就要收1000多元的过路费，实在是太贵了。”作为一名长途客运司机，金仁杰长期奔波在广东、广西和浙江之间。金仁杰承包了一辆核载人数为30余人的大客车，这辆车从诏安出发行经高速公路，来到福建和浙江交界的汾水关收费站，必须缴纳过路费1024元。据了解，这一价格自该路段开通高速以来，已沿用了5年左右。平均每公里收费约为1.58元。而据记者了解，目前全国的高速公路收费从0.3元一公里至0.7元不等。

　　“同样是650公里路，走别的地方收不了这么多钱，跑长途的司机私下都会讨论，他们说江西赣州那边跑一样的路，过路费平均比我们便宜500块左右。”

　　金仁杰说，他跑深圳到温州这条线就必须经过汾水关，深圳到温州的票价是320元/人，全部满座即有10240元的收入，全程1200公里，单程过路费1600元，按上座率70%计，过路费约占票价收入的20%。

　　站点多耗时多

　　湖南籍的长途客车司机余志军细数自己跑过的长途路线，表示湖南衡阳到广东东莞这一段高速路是收费站点最多的：“走这一趟一共要经过4个收费站———小塘站、太和站、火村站和东莞站，其实总路程还不到700公里。”而一路下来，这几个站点累计收费达到700元。

　　“为什么高速上不实行省对省的收费站？”撇开累计收费高不说，余志军对耗时颇有微词，“走高速就是为了节省时间，站点多会耽误很多不必要的时间。”据他回忆，前年春运时期，其驾驶一趟跨省长途车车内满座，一路上经过站点4个，每一站都停车数十分钟，“遇到一些站点是需要给货车称重放行的，会被迫停更久”。

　　另外，有着十几年的长途驾龄的余志军，也遇到过高速公路的两个收费站之间间隔还不到30公里，“可能有的点只是收20块，但是点太密集给高速公路减了分。”

　　金仁杰表示，如果不能降低高速公路收费价格，也不能减少收费站的数量，那么能否在高速公路上实行一次性收费，借鉴地铁的收费方式，“不要那么麻烦，每个点都收。”

　　代表委员声音

　　公路，尤其是高速公路，收费站设置太多，收费标准太高，历年来是两会上的热点话题。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虽然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表示对屡次反映这一现象却得不到回应深感无奈，但仍有不少委员、代表关注这一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省监察厅副厅长孙继业：“有的路几公里就一个收费站”

　　在本次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省监察厅副厅长孙继业，就通过递交提案的形式，建议全国收费公路应该进行彻底整顿。

　　孙继业指出，全世界已建成14万公里收费公路，10万公里在我国。我国95%高速公路、65%一级公路都是收费公路。收费站设置不合理，有些间距只有几公里。另据世界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披露，中国高速公路通行费是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高速路成为“高价路”。

　　孙继业说：“收费过高，不超载不赚钱，这也是导致超载超限屡禁不止的一个根本原因。”他表示，“政府还贷公路”收费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5年，在收费期限届满前还清贷款的必须终止收费。但由于“经营性公路”收费期限可放宽至30年，给一些地方政府带来了寻租空间——— 成为地方政府的“提款机”。

　　全国政协委员、普华永道青岛主管合伙人张国俊：打击乱收费须先增加透明度

　　与此同时，全国政协委员、普华永道青岛主管合伙人张国俊，同样认为公路收费泛滥的问题已相当严重。他表示，经过平时的调研，发现公路收费乱象，主要存在三个方面。

　　张国俊说，过去公路收费的主要理由是还贷，尤其是高速公路。但到底贷了多少款，到现在收了多少、还了多少，都是一笔糊涂账，缺乏透明度。而从公众认知的角度，很多公路应该早还完贷款了，所以很多人不满。其次，收上去的钱是否全部用于还贷，有没有流向别的地方，进入私人的腰包，同样不够公开。三是不少收费站设立随意，缺乏必要的公示程序，管理上也不够规范。张国俊认为，要解决公路乱收费的问题，首要任务就是增加透明度。